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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礼传家:家礼

发布时间: 2008-01-31 11:23

  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三

  诗礼传家:家礼

  儒家将修身、齐家作为治国、平天下的基础,家治则国治。《大学》云:"欲治其国者,先齐其家;欲齐其家者,先修其身;""身修而后家齐,家齐而后国治,国治而后天下平。"《孟子·离娄上》说:"天下之本在国,国之本在家,家之本在身。"而修身、齐家的工具就是礼。

  一、不学礼,无以立

  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,往往写有"诗礼传家"四字,以标榜门风。诗礼传家,源出于《论语·季氏》,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:"你是老师的儿子,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?"孔鲤回答说:"父亲对我的教育,其实同大家都一样。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,那只有两次。有一天,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,我从他面前走过。他问我:'学诗了吗?'我回答说:'没有。'他说:'不学习诗,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。'于是我开始学习诗。不久,他又站在庭中,我又从他面前走过,他问我:'学礼了吗?'我说:'没有。'他说:'不学礼,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'于是,我又开始学礼。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导,就这两次。"陈亢听后高兴地说:"我问了一件事,却得到了三件事,我知道了诗、礼的用处,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。"孔子所说的诗,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《诗经》,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,思想纯正,情感真挚,富于文学色彩,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,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。要想立足于社会,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,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、什么事不可以做,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,怎样尊重他人,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。

  由于孔子的提倡,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、传家之宝,一般民众也把"知书达礼"作为有知识、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。

  二、《礼记》所见的先秦家庭礼仪

  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,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。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类,称为"五伦"。五伦和顺,社会才能安定。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:"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,所谓六顺也。"家庭伦常的和顺,是通过礼来实现的。因文献阙如,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,但由《礼记》的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、《少仪》等篇,尚可得其梗概。

  《曲礼》一篇的得名,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,而尤详于言语、饮食、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法,故名。《内则》篇的主旨,郑玄说是"男女居室事父母、舅姑之法"。是闺门中侍奉父母、公婆(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)的仪轨;此外,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。《少仪》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,内容与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相类。

  《曲礼》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、细致,如子女外出,要做到"出必告,反必面",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,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,以免让父母牵挂;又如孩子的仪态,要求"幼子常视毋诳,童子不衣裘裳。立必正方。不倾听。长者与之提携,则两手奉长者之手。"视线不可狂傲向天,不要穿皮衣。站立时要方正,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。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,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,以示亲密和尊敬;又如跟随先生外出,"不越路而与人言。遭先生于道,趋而进,正立拱手",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呼。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,要快步上前,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。如此等等,《曲礼》中比比皆是。

  但是,《曲礼》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,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,如卷首的"毋不敬,俨若思,安定辞"一语,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,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。又如"敖不可长,欲不可从,志不可满,乐不可极",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。又如"夫礼者,自卑而尊人。虽负贩者,必有尊也,而况富贵乎?富贵而知好礼,则不骄不淫;贫贱而知好礼,则志不慑",以"自卑而尊人"作为礼的原则;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。可见,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,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。

  孝顺父母,不能只挂在嘴边,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。《内则》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,如"子事父母,鸡初鸣,咸盥漱,栉縰笄总,拂髦冠緌缨,以适父母舅姑之所,及所,下气怡声,问衣燠寒,疾痛苛痒,而敬抑搔之。出入,则或先或后,而敬扶持之。进盥,少者奉盘,长者奉水,请沃盥,盥卒授巾。问所欲而敬进之,柔色以温之。"意思是说,做子女的,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,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,然后洗涮、穿戴整齐,到父母的房门前,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。如果休息得不好,应该找出原因,及时想办法解决。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,则要帮助抓搔,让他们感到舒服。

  古代聚族而居,人口众多,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,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,故儒家不得不设为"男女之大防",《内則》对此有具体条文,如"外內不共井,不共湢浴,不通寢席,不通乞假,男女不通衣裳,內言不出,外言不入",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,不使用同一间浴室,不使用同一张寝席,不相互借还物品,不相互混穿衣裳,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,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,等等。

  此外,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,如《曲礼》云:"天子死曰崩,诸侯曰薨,大夫曰卒,士曰不禄,庶人曰死。"由于"死"是很忌讳的字眼,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,所以,天子死要说"崩",诸侯死要说"薨",大夫死要说"卒",士死要说"不禄",只有庶人才用"死"字。类似的规定很多,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。

  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,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,《曲礼》说:"凡奉者当心,提者当带。执天子之器则上衡,国君则平衡,大夫则绥之,士则提之。"凡捧持物品,双手的高度要与心齐平;如果是提拎物品,则手的高度要与腰带齐平。如果是捧持天子的器物,则手的高度要高于胸口;如果是国君的器物,双手与胸口齐平;如果是大夫的器物,则双手低于胸口;如果是士,单手提着就可以了。如果不了解这些常识,就必然会有失礼的举止,从而贻笑于公众。

  如此等等,不惮繁举。由于《礼记》是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著作,播迁极广,所以,《曲礼》等篇的内容作为礼仪常识流传千年,形成了我国民间的礼仪传统,对于国民素质的养成和提高,有过十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。

  二、《颜氏家训》

  颜之推,字介,琅邪临沂人,《北齐书·文苑传》说颜门"世善《周官》、《左氏》,颜之推"聪颖机悟,博识有才辨"。颜真卿《颜氏家庙碑》说颜之推官至北齐黄门侍郎、待诏文林馆、平原太守、隋东宫学士。颜氏的生卒年不详,据钱大昕考证,生于梁中大通三年辛亥(531),卒于隋开皇中(《疑年录》卷一)。

  颜颜之推身逢末流之世,国家分裂,兵燹不断,自己常年漂泊,饱经忧患,目睹了太多大起大落的人物和事件,可谓阅尽人间沧桑。自己家族的子弟多生于戎马之间,没有机会系统地接受教育,教导他们如何在此乱离之世安身立命、保持节操,成为晚年的颜之推最关心的问题。他以长辈的身份,将自己对人生的理解,以及如何治家、如何为人、如何为学等,结合古今史事,娓娓道来,著为七卷、二十篇,这就是著名的《颜氏家训》。

  卷一开首为"序致"篇,讲述撰作此书的缘起和主旨。颜氏将自己一生的成就,归结于幼年所受的教育,"吾家风教,素为严密",家庭礼仪教育非常系统,"晓夕温凊,规行矩步,安辞定色,锵锵翼翼,若朝严君焉"。颜氏认为,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所记古代帝王的教育方法是非常正确的,从帝后开始怀孕,就行胎教之法,"声音滋味,以礼节之",使之有好的禀性;及至孩提时代,师保又用"孝仁礼义导习之";稍长,则教以分辨是非,"使为则为,使止则止"。孔子说"少成若天性,习惯若自然",正是看到了从小培养孩子的良好品性对于人生之路的极端重要性。颜氏说,他撰此书的主旨正是为了"整齐门内,提撕子孙",为颜氏家族垂范立训。

  颜氏注重对子女的教育:"上智不教而成,下愚虽教无益,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。"对子女教育的责任在于父母。颜氏十分赞赏儒家的教育方法,"吾观礼经,圣人之教,箕帚匕箸、咳唾唯诺、执烛沃盥,皆有节文,亦为至矣",认为古人对每一个仪节都经过精心设计,都赋予了深刻的含意,是非常成功的经验。但颜氏又指出,礼仪必须与时俱变,因此,他加入了某些新的礼仪知识,并在教子、兄弟、后娶、治家、风操、慕贤等篇中,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,今日读之,依然富于启迪。

  除家礼教育之外,《颜氏家训》还有许多知识性的篇章,如卷六为"书证",论考据之学;卷七为"音辞",论声韵之学;当是颜氏自己在这些领域的学术总结,希望传之子孙;此外还有书法、绘画、天算、医方、琴瑟、投壶等方面的内容。最末一篇为"终制",犹今之遗嘱,要求子女为之简葬,止用松棺二寸,不用明器等,以此为子孙作则。

  《颜氏家训》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之一,历来受到学者的好评,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誉之为"古今家训,以此为祖";王钺《读书丛残》称赞它"篇篇药石,言言龟鉴,凡为人子弟者,可家置一册,奉为明训",影响之大,由此可见一斑。

  三、司马光的《书仪》与《家范》

  从南北朝到隋唐,知识界都比较重视家庭的礼仪规范,表现之一,就是私家仪注大量出现。这些仪注中,除书信格式之外,每每有家庭礼仪程式。《新唐书·穆宁传》提到穆宁"居家严,事寡姊甚恭,尝撰《家令》,训诸子,人一通。"但这一时期的仪注,内容都比较简略,大多属于个人行为。到了宋代,家庭礼仪开始向社会行为的方向发展。

  与"独尊儒术"的两汉相比,唐宋两代最大的特点是儒、佛、道三教并立。三教中,佛教最盛,它有寺庙作为固定的传教场所,有彼岸世界可以吸引信徒,其理论则是玄妙虚远。桑门茶毗之法,道士风水之说,风靡一时,乡俗民风,多被其化,儒家文化受到极大冲击。长此以往,中国本位文化就有被外来文化替代的危险。为了捍卫本位文化,一些有识之士一方面深入发掘儒家文化,将它发展为一种缜密的理论体系--理学,以与佛教理论抗衡;另一方面提倡儒家礼仪,使之能在社会层面上传承。

  宋代学者中最早制订私家礼仪规范的学者有程颢、程颐和张载等,他们在家庭中实施古代的儒家礼仪,以表明自己的文化立场,可惜其仪轨都不成体系,也没有成书。最早编撰成书的家庭礼仪,是司马光的《书仪》和《家范》。

  司马光《书仪》的最大贡献在于,对繁琐的古代礼仪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。儒家的《礼经》,文古义奥,连古文大家韩愈都说"难读",而且仪节繁缛,自古有"累世不能通其学,当年不能究其礼"(《荘子·天下》)之叹。如果要兴复古礼,就必须简化其节文。司马光的以《仪礼》为本,芟芜存要,从中选择冠、婚、丧、祭四礼作为家庭基本礼仪,同时参酌宋代习俗。既能存古礼之大要,又能与时俱变,极有识见,后世家礼的格局无不仿此。又将公私文书的格式和礼仪用语制为范式,极便日用。《四库提要》誉之为"礼家之典型",诚为不刊之论。

  如果说《书仪》十卷重在家庭礼仪的程式,则《家范》十卷重在治家思想,卷一引《周易》、《大学》、《孝经》等文献,论述圣人之治,以"家行隆美"为尚,总述治家之要。卷二为祖,卷三为父母,卷四、卷五为子,卷六为女、孙、伯叔父、侄,卷七为兄弟、姑姊妹、夫,卷八、九为妻,卷十为舅甥、舅姑等。行文与《颜氏家训》相仿佛,谈古论今,并广引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仪节,以及经史所载圣贤修身齐家之语,夹叙夹议,以"轨物范世"、"遗泽后世"。

  司马光将建立和谐的伦常关系看作是治国的不二法门,而礼是最好的工具。他说:"君令而不违,臣共而不贰,父慈而教,子孝而箴,兄爱而友,弟敬而顺,夫和而义,妻柔而正,姑慈而从,妇听而婉,礼之善物也。治家莫如礼。"

  司马光认为,处理伦常关系的核心,是要"以义方训其子,以礼法齐其家",他批评许多做长辈的只考虑子孙的营生,千方百计从物质上加以满足,"今之为后世谋者,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,田畴连阡陌,邸肆连坊曲,粟卖盈囤仓,金帛充箧笥,慊慊然求之犹未足也。施施然自以为自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","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,适足以长子孙之恶,而为身祸也","子孙自幼及长,惟知有利,不知有义故也"。

  司马光反复谈到父母如何爱子女的问题:"爱子,教之以义方,弗纳于邪。骄奢淫逸,所自邪也。四者之来,宠禄过也"。"古人有言曰:慈母败子。爱而不教,使沦于不肖,陷于大恶,入于刑辟,归于乱亡,非他人败之也,母败之也。"这些问题,颜之推大多已经涉及,而司马光的论述又更深一层,读者不妨取来一阅。

  四、朱子《家礼》

 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哲,是孔子之后最杰出的学者。朱熹之学博大精深,几乎无所不窥,但晚年好礼,认为礼是天理之节文,人事之仪则,每每与弟子讨论家乡、侯国、王朝之礼,希冀兴复三代之坠典,大有将礼学作为毕生学术的归宿之意。他从六十一岁起,开始编撰《仪礼经传通解》,希望将古今礼制打通,重新打造一个百代不废的典制。这一工作朱熹至死不辍。

  朱熹认为,社会风气的不振,关键在于礼之不行,"士大夫幼而未尝习于身,是以长而无以行于家。长而无以行于家,是以进而无以议于朝廷、施于郡县;退而无以教于闾里,传之子孙,而莫或知其职之不修也。"朱熹对司马光的《书仪》非常赞赏,但又有些许不满。儒家之礼自古为贵族之礼,是所谓"礼不下庶人"。《大唐开元礼》、《政和五礼新仪》皆煌煌礼典,但多为皇族、品官之礼,庶民不得僭用。对于宋代庶民接受礼的知识水平和经济能力,司马光似乎没有清醒的估计,因此,他的《书仪》虽经删削,但节文依然比较复杂,堂室之广、仪物之盛,令人"未见习行而已有望风退怯之意"。因此,《书仪》尽管刊印流传,但"徒为箧笥之藏,未有能举而行之者也",难以之通行于寻常百姓家。所以,朱熹打算在司马光《书仪》的基础上,参考诸家之说,裁订增损,"使览之者得提其要以及其详,而不惮其难行之者。虽贫且贱,亦得以具其大节,略其繁文,而不失其本意也。"(《跋三家礼范》)。朱熹在《仪礼经传通解》中设了"家礼"一门,打算撰写一部可以下于庶人的家庭礼仪。朱熹丁母忧时,曾潜心研究丧礼,并有所著述。但是,朱熹关于家礼的书稿被小孩偷走,不知去向。

  朱熹死后,突然出现了一部题为《家礼》的著作,共五卷,卷一为"通礼",说祠堂、深衣之制,后附《司马氏居家杂仪》。卷二为"冠礼"。卷三为"昏礼"。卷四为"丧礼"。卷五为"祭礼"。另有"附录"一卷。这部《家礼》以《书仪》为底本,再加删削,又离析仪文,分别节次,文字简洁,大纲明了。如冠礼仅存告于祠堂、戒宾、宿宾、陈冠服、三加、醮、字冠者、见尊长、礼宾等大节目,礼文仅一百五十字。婚礼,《书仪》本诸《仪礼》,犹存六礼的节目,《家礼》唯纳采、纳币、亲迎等三个仪节。丧礼,《书仪》简至卅七节,《家礼》再削为廿一节。朱熹的弟子黄干认为,此就是朱熹所作、而被孩童窃走的那部《家礼》,并予以高度评价。他为该书作了序,称赞此书"务从本实","切于人伦日用之常""见之明,信之笃,守之固,礼教之行,庶乎有望矣"。从此,社会上每每称此书为《朱子家礼》。

  《家礼》一反古代礼书的烦琐面貌,简便易行,因而备受欢迎,不断被翻刻印行。为之作注的有杨复的《家礼附注》、刘垓孙的《家礼增注》、刘璋的《家礼补注》、邱濬的《家礼仪节》等。此外还有各种插图本、汇辑本,如元代的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,明代的《文公先生家礼》等。明朝政府曾将《家礼》编入《性理大全》,与《六经四书集注》并颁之天下,为后世学者所讲说尊尚。

  到了清代,有一位名叫王懋竑的学者对《家礼》的作者问题提出质疑,他先后撰写了《家礼考》、《家礼后考》、《家礼考误》等文章,极论《家礼》非朱子之书,得到了包括四库棺臣在内的许多学者的首肯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王懋竑一生崇拜朱熹,对朱熹的学术相当精熟,绝非处处与朱熹立异的人物。王懋竑认定,在传世的朱子著作中,只有《家礼》及《易本义九图》绝非朱子手泽。《家礼》的作者究竟是谁,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议,无法确指。

  五、《家礼》在朝鲜

  《家礼》东传到朝鲜半岛,是在高丽末期。当时有一位叫安珦的高丽学者,曾两度出使元朝,到中国购求祭器、乐器、六经、诸子、史书等。安珦十分景慕朱熹,家里悬挂着朱熹的画像;因朱熹号晦庵,他自号"晦轩"。安珦在燕京看到了新刊刻的朱熹著作,知其为孔门正脉,遂逐一抄录,带回国内传播,《家礼》就是其中的一种。

  高丽末期,盛行了数百年之久佛教渐入衰境,奸僧与滑吏沆瀣一气,操纵国政,兼并土地,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危机。《家礼》传入朝鲜半岛后,为学者普遍推崇,他们身为天下先,希冀以此转移社会风俗。侍中郑梦周遭父丧,不用佛门丧礼,而是在庐墓之侧立家庙,依《家礼》行丧祭之礼,继而上书,请在全国推行《家礼》。朝鲜时代初,士林争相仿效郑梦周立庙祭祀。太宗初,命平壤府印刷《朱文公家礼》一百五十部,颁赐各司。其后不断被翻刻印行,在民间广为流传。由于政府的提倡、士林的拥护,以及朱熹在朝鲜的崇高声望,《家礼》被誉为"垂世大典","万世通行之制"。

  研究《家礼》的论著相当之多,以致形成了《家礼》热。李德弘的《家礼注解》、宋翼弼的《家礼注说》、曹好益的《家礼考证》、金长生的《家礼辑览》、金榦的《答问礼疑》、俞棨的《家礼源流》、李喜朝的《家礼劄疑》、柳长源的《常变通考》、金隆《家礼讲录》、裴龙吉《家礼考义》等,都是很有影响的作品。

  为了使《家礼》平民化,一些学者撰作了便于士庶切用的手本,金长生的《丧礼备要》是其中最享盛誉的一种,"继《家礼》而言礼者,在我东惟《丧礼备要》为最切,今士大夫皆遵之"。《丧礼备要》仅主于丧、祭,李縡乃以《家礼》为纲,而仿《丧礼备要》体例,又增加冠、婚二礼,题为《四礼便览》,也在民间广为流传。

  朝鲜半岛本无文字,书面语言完全借用汉字表达。但除士大夫之外,一般民众都不通汉字。于是,世宗大王创制了一种简单明快的拼音文字,称为"谚文"。为了帮助不识汉字的朝鲜庶民,而有了宗英鸾、寿文叟的《丧礼谚解》和申湜的《家礼谚解》等,用俚语谚文解释《家礼》。

  朝鲜虽然与中国毗连,但风俗相去甚远,及至高丽朝,随着佛教习俗的兴起,其风俗更是驳杂不一。《家礼》东传之后,成为朝鲜社会公认的仪轨,柳云龙《家戒》说:"文公《家礼》,固是吾东士夫所共遵行。"李退溪、李栗谷等著名学者还仿照《家礼》制定自家的礼仪规范,士林纷纷响应,蔚成一代风气。朝鲜学者以几个世纪的时间,坚持不懈地躬行实践、使朝鲜半岛儒风广被,《家礼》深深根植于社会。诚如朝鲜学者李植所说:"礼乐之兴,实自我朝百馀年间。大儒继出,遗文毕集,而后衿绅彬彬。乐节相益,习俗为之丕变。今虽兵戈创残,委巷治丧之家犹秉朱礼。鲁无君子,斯焉取斯(《疑礼问解跋》)。"

  《家礼》的推行,从根本上改变了朝鲜的文化面貌,并深刻地影响着朝鲜社会的文化走向,显示了儒家文化移风易俗的伟大力量。

稿源: 无锡新传媒

作者: 编辑: 王丽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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